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坚持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立足类案梳理共性规律,严格认定标准,精准分层处置,既保持惩治震慑力度,又精准把握政策策略,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退休党员干部虽不具有公职人员身份,但仍具有党员身份,尤其是曾经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仍有一定职务影响力,更应带头严于律己,自觉接受监督。
村集体财务管理制度是维护农民利益、守好农村家底的有力支撑,是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指出,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专责机关,必须准确运用“四种形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既严肃查处滥用职权、失职渎职行为,又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
受贿犯罪案件查办实践表明,有的涉案国家工作人员不直接接触请托人、不经手财物,而是交由特定关系人对接请托事项、收受保管涉案财物,对收受次数、单笔金额、累计总额仅存在概括性认知。
谈话函询给予被反映人向组织如实说明或澄清问题的机会,目的是让被反映的党员干部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讲清问题,有利于组织进行准确研判,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效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重要的诫勉主体之一,要贯通理解把握诫勉工作相关规定,带头落实各项程序和实体要求,精准规范开展诫勉工作,充分发挥诫勉在强化监督、做实“第一种形态”中的警示激励作用。
退休党员干部虽然退出公职岗位,部分人员组织关系划转至基层党组织,但党员身份不变、纪律约束不减、责任追究底线不松。2023年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时,围绕进一步强化对党员、干部的全周期管理,完善了对离职或者退休党员干部违规从业、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亲友谋利等行为的处分规定。
准确适用《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二条,应厘清“干扰巡视巡察工作”与“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的行为边界。相较于后者行为表现得相对直观,前者“干扰”行为的认定则更为复杂。
公款旅游是中央八项规定严令禁止的典型“四风”问题。当前,明目张胆的公款旅游得到有效遏制,但此类问题具有极强的顽固性和变异性,逐步呈现公私交织、风腐交织、手段隐蔽等特征,增加了核查取证、定性处置的难度。笔者结合实践,梳理公款旅游案件核查要点,以期为精准甄别、从严查处公款旅游隐形变异问题提供参考。
实践中,有的行受贿双方为逃避组织调查,借助委托炒股、理财等民事行为外壳,通过约定“保底条款”来输送利益,此类案件在行为定性、受贿数额认定上容易存在不同认识,必须厘清认定思路与认定标准。笔者结合一起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看到亲戚朋友间多有民间借贷,一方把钱借给另一方,既能帮助周转资金,也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收取利息,因此就认为,自己通过民间借贷方式把钱借给管理和服务对象收取利息也是合理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