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规避被查处，安排“代理人”出面参与协商、收受、保管贿款，且案发时行贿人尚有部分贿款未支付给“代理人”，此种情形下如何认定犯罪形态和数额？
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和受贿类犯罪虽然是不同类的罪名，但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单位受贿中，单位负责人与行贿人商定将本应给予单位的部分贿赂款据为己有，对此行为往往存在认为构成单位受贿罪、受贿罪或贪污罪的不同认识。
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了监察对象的范围，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出资构成呈现多元化趋势，一些国有控股、参股的独立法人企业，因经营规模等因素未设立党委（党组），只设立党支部（党总支），经企业党支部（党总支）研究任命的管理人员是否为监察对象，实践中容易存在不同认识。
实践中，存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让特定关系人出面接收、保管受贿款的情况，对于特定关系人如何定性处置，值得思考。
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实践中，党员、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还屡有发生，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必须露头就打、准确定性、严肃执纪。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六、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相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实践中，少数机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了私情私利，欲将公款借给他人使用，往往采取提前跟班子成员打招呼、定调子、做授意，再召集单位班子会议“集体研究”的方式，将公款出借给他人，企图逃避挪用公款的法律责任。
实践中，要准确理解受贿罪中“收受他人财物”的含义，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安排请托人将财物给第三人，虽然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没有实际占有该财物，但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
实践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常存在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不同认识。
实践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为逃避调查，在收受贿赂时不收受现金，而是通过其他形式达到权钱交易目的。比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私营企业主谋取利益，私营企业主免费将房产租给该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使用，以实现利益输送，对此要精准识别行为性质。
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一体推进正风反腐，强化系统观念，树立整体思维，把准由风及腐的利益链，深挖细查不正之风背后的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实践中，要准确把握风腐同源、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特征，既“由风查腐”又“由腐纠风”。
党员干部的亲属违规收礼，该党员干部可能触犯哪些纪法条款，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党员干部亲属违规收礼，大多系党员干部授意、指使，亲属只是党员干部收礼的“工具人”，故可一律视为党员干部本人违规收礼，均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十七条处理。
在部分受贿案件中，为掩盖不法犯罪行为，有的受贿人与行贿人达成合意，收受行贿人所送房产但不办理不动产转让登记手续，后对房产实际使用，对此情形能否认定受贿既遂，实践中容易存在不同认识。
实践中，有的受贿人在收受行贿人所送房产后，为追求更大面积的房产，通过将之前所收房产置换给行贿人要求换取价值更高的房产来谋取非法利益，对于此种情形如何准确认定受贿数额，容易存在不同认识。
实践中，有的城市针对进出属地港口的货运卡车实施了公路通行费优惠政策，但在此项惠民政策落实过程中，少数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弄虚作假收受好处，导致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对于这类案件，如何认定其性质值得思考。笔者遇到这样一起案例。
实践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与行政管理对象共谋，由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向行政管理对象拨付财政资金，后再向拨付对象要回一部分拨付款，这类情况下，拨付对象一般也是请托人，对此，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构成受贿还是贪污？笔者认为，应从双方的犯意、财物性质是否转化、谋利情况等方面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