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或与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发生明显有利于对方的购销活动，或向亲友采购不合格商品，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根据监察法第三十九条以及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五章第三节的规定，监察机关经过初步核实，对于已经掌握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部分事实和证据，认为需要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应当按规定报批后，依法立案调查。
笔者在实践中发现，在基层纪检监察机关执纪执法过程中，一些贪腐分子涉案金额不大，罪行较轻，可能判处的刑罚较轻，且已过追诉时效，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对于这类案件不再追诉。
在涉及古玩、字画、工艺品等“雅贿”案件中，经常存在购买价、发票价、鉴定价等多种价格，而且这些价格之间有时差异较大，以何种价格来认定直接关涉行为人的定罪量刑，其重要性不容小觑。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要按照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要求，推动完善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体系，促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常态化制度化。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统筹部署，找准监督检查室、派驻机构、巡视巡察机构贯通协同关节点，着力构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公职人员违规受礼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纪检监察机关执纪执法的重点，必须严查严处。实践中，少数党员干部以“礼尚往来”作为受礼的辩解，给违纪违法行为定性造成一定困扰。究竟是礼尚往来还是涉嫌违纪违法，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实质判断，具体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予以辨别。
实践中，一些党员公职人员因实施酒驾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受到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为确保对相关党员公职人员的党纪政务处分得当，纪检监察机关需从线索处置、责任追究、保障机制等方面有效衔接行政处罚，做到衔接有序。
随着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当前违纪违法行为也改头换面，呈现出隐蔽化、间接化等特点。比如，实践中，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将获取的商业机会交由他人实施，并将获利据为己有，对该类行为如何认定？这就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精准把握纪法罪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