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河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时间：2017-05-30 07:45:28
【编者按】为贯彻落实省纪委九届二次全会精神，深入挖掘西柏坡精神蕴含的廉政文化，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河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推出西柏坡廉政故事专栏，通过展示老一辈革命家的廉洁作风，鼓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崇廉尚廉、向善向上，让新风正气在燕赵大地蔚然成风。
任弼时在西柏坡。
任弼时一直恪守的人生训条是“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宁愿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1947年春，任弼时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个人，又是最忙的一个人。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但由于当时没有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缺乏政策性的引导而在各地出现了“左”的情况。任弼时发现问题后，利用养病的机会，进村进行调查，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就这样，任弼时掌握了三十多个村子的基本情况，通过汇总分析，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讲了划分阶级成分标准问题，指出：“中央所以发出这两个文件，是因为有些地方在定阶级成分时发生了错误，没有掌握定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把许多人的成分定错了，弄得敌我界限没分清楚。”他以兴县蔡家崖为例，分析了错划阶级成分的具体情况，并明确提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即“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对任弼时的这篇报告十分重视，亲自修改，并批示用明码电报拍发，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发小册子。两个月后，毛泽东又决定将该报告代替中央通过的《关于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几个基本政策的决定》来发表。5月25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将《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作为正式文件，再次发给各级党委，并说：“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这两个文件发出后，各地开始改正错定的阶级成分，并开始在土改中进行纠“左”工作。任弼时以敏锐的洞察力，细致周密的调查研究，抓住了土改中问题的关键，尤其是指导纠“左”等工作，为各地土改的顺利进行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8年4月23日，任弼时到达西柏坡，住在中央大院东侧一户农家小院里，门口是开阔的打谷场。由于长途跋涉，任弼时血压升高，医生劝他要多休息，所以平常日子里，他经常躺在帆布椅上，在树荫下阅读书报，处理公务。此时，面对全国即将胜利的局面，任弼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各地情况，研究党的政策上。7月，他先后听取了作战部部长李涛关于敌我军事力量的汇报，陈华关于南洋华侨中党的组织情况，华北学联负责人荣高棠关于平津两地学生运动和学校党组织情况的汇报，同时，还大量阅读国统区和海外的报刊，及时全面地了解各方情况，就此背景，周恩来专门指示政策研究室的廖鲁言，提出：凡有关政策的传观材料，望送弼时同志阅审。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任弼时参加会议，并于13日下午就战略方针与任务作了关于战争问题、纪律性问题、民主问题、党组织问题的发展与整顿问题的发言。他指出，两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成绩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在纪律问题上，任弼时认为“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关于民主问题，任弼时指出“华北解放区现在已有相对的和平，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
在三大战役期间，任弼时拖着疲惫的病体，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不分昼夜地研究战局，部署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仅仅四个月十九天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殆尽。淮海战役期间，任弼时因商议战事无法正常休息，血压上升至200多毫米汞柱，脉博每分钟跳动100多次。按规定本应停止工作，可他坚决不肯，医生只好规定他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四个小时，而实际上，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要比这多得多。由于连日的工作，任弼时心脏病和高血压更加严重，他在给大女儿远志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身体最近又不甚好，因为开了一个时期的会，引起血压又高涨，现在由医生检查，可能要休息一时期。”尽管医生一再告诫任弼时不要熬夜，要多休息，但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全国即将解放，工青妇的工作也应统一集中起来，任弼时开始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指导。在7月29日的办公会上，他听取了邓颖超关于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妇女联合会的汇报，后又多次与邓颖超、帅孟奇、罗琼等中央妇委负责人谈话，指出妇女工作不能只限于农村，要进城了，要学会做城市妇女和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还要加强和国际民主妇联的联系。在任弼时的指导下，10月20日，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妇女工作会议。
任弼时不仅指导妇女工作，还为共青团的工作日夜操劳。早在1946年1月，负责领导中央青委工作的任弼时，就向中央提出了成立统一的先进青年组织的建议，并明确指出：这个新建的先进组织要群众化和青年化，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有力助手。根据这个建议，中央发出试建民主青年团的提议。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开始训练建团的干部，但中央青委的许多干部都在土改工作团，时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文彬也在其中。任弼时到西柏坡后，专门听取了冯文彬的汇报并决定将冯文彬调回中央青委，筹划建团工作。任弼时指示：一是扩大干部训练工作，开办团校；二要恢复《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之前先办《青年工作通讯》，交流工作经验；三是起草团章。在任弼时的指导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校成立，冯文彬兼任校长。冯文彬、黄华等人在各地草拟的章程的基础上，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形成了团章初稿，由任弼时最后审阅定稿。新中国诞生前夕，在任弼时的倡议与关怀下，《中国青年》在平山复刊。任弼时亲自审阅了刊物的出版方针、编辑计划及第一期的全部稿件，包括小文章、短讯等也都仔细地一一审阅。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决议指出：为团结教育整个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大地发挥青年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央正式决定在中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决议明确了青年团的性质，规定了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和当前的各项工作，并指出，在夏季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根据中央的决定和通知，1949年2月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任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会，开始了召开团代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3月，任弼时随中央进入北京。4月11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只讲了一半，便因体力不支而由他人代讲。由此他被迫到苏联治病。1950年4月，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迫切要求回国工作。回国后，党中央要他继续休息，医生也只允许他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但他却主动给毛泽东及书记处写信，坚持要求工作。毛泽东和党中央只得同意他每天工作4小时。可真一恢复工作他就把病情抛诸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每天增至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8小时，而实际上每天往往会超过8小时。每逢毛泽东在夜里召集会议，他都坚持参加，并且白天照常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前后，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个病人，全身心投入工作，常常工作至深夜，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10月25日凌晨，终因劳累过度，病情突然恶化，导致脑溢血而去世。
任弼时去世后，党中央对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号召全党向他学习。叶剑英在追悼他时这样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石家庄市纪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