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穿六十余年的反腐回响再探刘青山、张子善大案

1952年2月10日，保定体育场公审刘、张大会现场。本报资料照片

位于天津市马场道54号的“刘公馆”如今已是中国农业银行的营业部，虽内部结构已完全改变，但从外观上，依然能够看出当年的奢华。周聪聪摄

“石家大院”的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览中保留的刘青山办公室，与同时代办公室相比，已算奢侈。周聪聪摄

1952年2月10日，伴着两声振聋发聩的枪响，历经硝烟炮火的革命功臣刘青山、张子善倒在了新中国反腐第一枪下。中国共产党用响亮的枪声向世人表明了反腐肃纪的决心和勇气。

匆匆一甲子，如今，当年公审刘、张的保定体育场正在翻修，崭新的涂料和刚刚浇筑的水泥路面令人再难分辨出当年的老旧模样；行刑的保定大校场则已变作保定军校广场，成为保定人茶余饭后的休闲娱乐之所。诸多变化令公审大会的欢呼声和行刑的枪声愈渐遥远，然而逝去并不意味着淡漠，恰恰相反，时间愈是久远，人们的思考越发明晰、厚重。

翻阅尘封的档案，品读业已泛黄的报纸，在铁腕反腐风暴强劲的今天，我们重新打捞还原那段历史，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在贪腐数额之巨、性质之劣中理解当年的愤怒；在骄奢淫逸的背后，追根溯源其疯狂滋长的温床。让新中国反腐第一枪的枪声洞穿六十余年的时空，再次发出震慑回响。

贪欲难填

171万多元在当时可购买黄金近一吨

作为曾经见证审判这一大案的城市，60多年后，随着亲历者的相继去世，对于刘、张案件的了解，很多人仅仅限于“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的概念了。但查阅刘、张案的判决书，记者却仍然为两人的罪行而心惊：

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刘、张利用职权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6272亿元旧币（约折合人民币171.6272万元）……

也许对于今人而言，171万多元的数字并不巨大，但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换算，这笔钱可算得上巨款。

资料显示，当时每斤面粉0.103元（今人民币，下同），大米0.094元，小米0.075元,玉米0.05元，花生油0.45元，鲜猪肉0.57元，鸡蛋每个0.04元；1953年国家救济标准：每月一口人5元；两口人8元；三口人10元；三口以上每增加一口人，增加2元；每户最高不超过15元。由此可见，171万多元在当时是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如果折合成黄金，171万多元在当时可以购买将近一吨！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曾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这架价值15.27亿元旧币的战斗机是这位著名豫剧大师拿出多年积蓄，卖掉香玉剧社唯一一辆卡车和自己的房子，带领59名演员吃大锅饭、睡地铺，通过180多场演出才筹到的。而171万元足可购买米格战斗机11架。

“数额巨大并非刘、张被判死刑的唯一原因，最重要的是二人的罪状条条都触犯了‘高压线’。”作为天津地方志原办公室主任，郭凤岐对原为天津地委书记、天津地区行署专员的刘、张报道颇为关注，但令他遗憾的是“当时多数人只关心数额之巨，却忽视了对其恶劣性质的解读”。

原天津地区处于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河北省于1950年、1951年连续采取以工代赈方式，治理这一地区内的河流洪涝。以工代赈是指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无疑是国家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既治水又给受灾群众以救济的应急之法。”郭凤岐解释道，“然而，他们却借机建立河工供应站捞钱，不顾百姓死活！”

为完成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赚三十个亿”的要求，时任天津地区行署专员的张子善亲自主持提高粮、油、菜价，使之均高于市价，大肆剥削民工；供应站以坏粮当好粮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治河民工因食品恶劣，致病、残以致死亡的，据了解不下十人。

更令郭凤岐无法理解的是，刘、张为图暴利，竟开具天津军区司令部执照，派人冒充军官，到东北盗运当时国家严格限制购销的木材4000立方米；擅自挪用修建武清县杨村飞机场专用款，使机场建设陷入窘境。“当时正值战争时期，杨村机场可是军用机场，这种罔顾国家安全的事儿他们都敢干。”

在二人的罪行中，有一条是“盗窃救济粮4亿元”。

郭凤岐向记者介绍了背景：当时天津地区水灾严重，灾民众多，而且新政权刚建立，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中央只得从东北调集粮食救援天津地区，“放到现在盗窃救济粮都是大罪，更何况当时的国情。”

对于当时的国民经济困难情况，如今已90岁的河北日报老记者赵辉林记忆犹新。1951年冬，他曾跟随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到遭水灾的沧州、天津、唐山地区视察。“地上的水全结了冰，村子就像孤岛，汽车根本没法开，我们只能坐着自制的冰滑子走。”

如今，赵辉林家的相册里还保存着一张冰滑子的照片，“受灾的百姓吃的都是菜窝窝头，连棒子面都舍不得多放。”

补偿心理

“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亚米茄手表一个”、“罗莱克司手表一个”，在天津档案馆馆藏档案的一份“天津专区往来清单”里，名表见诸纸端。罗莱克司为劳力士的旧译，根据记者查到的一份1954年进口手表标准品零售价格表显示，当时两款手表价位均列“一类一等”,售价分别为450元和550元（人民币新币）。

“T-234卡车一辆，4亿2000万元；克雷斯房车一辆，1亿7700万元；别克房车一辆，1亿5000万元；克雷斯洗车费，15万元……”清单内容印证了《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中所提到的：生产管理处前后共买汽车七辆，用款近12亿。为买汽车曾派人去香港、广州三次，买来1950年出品的美制高等卧车。

“表叔”“豪车”这些现代意义上的贪腐调侃放在刘、张二人身上同样合适。追求生活上的奢华享受，无疑是古往今来贪官污吏的一个共性。

当年的天津地委、行署办公场所设在天津以西30公里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如今这里一直在进行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览。

在展示刘青山生活奢侈时，展牌上的一段故事发人深思：抗战胜利前后，时任分区党委书记的刘青山就因隔夜的烧鸡成色不好，整只扔掉；解放战争胜利后，当了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大冬天要吃韭菜馅饺子，但又怕辣胃不好消化，逼得厨师愣是想出了办法：包饺子时把韭菜露在外面，等饺子熟了再把韭菜抽出来。甚至，刘青山还堕落为瘾君子，在常委会上公开吸毒。

不过颇为讽刺的是，虽然刘青山的照片和资料每天在大院里被作为反腐教育素材展览，但在担任天津地委书记期间，刘却绝少出现在这座有“华北第一宅”之称的大宅院里。刘长期以“养病”为由住在天津市马场道一栋典雅考究的二层小洋楼内，该楼因此得名“刘公馆”。

“刘公馆”位于天津市马场道54号，马场道是现在天津著名的“五大道”之一，此地曾为英租界，一座座风格迥异的小洋楼鳞次栉比。马场道54号如今已是农业银行的营业部，虽然内部结构已完全改变，但从外观上，依然能够看出当年的奢华。这座砖混结构的楼房，为英式别墅住宅。首层两侧是半圆转角造型，带铁栏杆和水泥清水墙面的阳台，还有一个巨大的院子。

至于张子善，仅从其公款“参观”妓院、每月吸高级香烟八至十条，擅自动用地方粮款9亿元旧币买5辆汽车来看，比刘青山毫不逊色。

“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这句话是刘青山的口头禅，不仅所有奢华享受被其看作“挥霍有道”，甚至刘还试图建立“唯我独尊”的封建统治秩序，俨然“土皇帝”。人民日报1952年1月4日三版党的生活《河北省天津专区级机关全体党员连续讨论揭发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报道：天津专区曾出现所谓的“刘青山思想”，因为刘一直标榜：“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在“七一”纪念大会上，有人竟高呼“向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而张不但不加批评和禁止，反而对此人予以表扬。

“好钢用在刀刃上，花钱花在桌面上。”为了方便贪腐，拉拢同党，刘、张大行贿赂，天津档案馆一份“天津专区生产管理处招待费的几点说明”提到：（招待看戏）多是小吉普车接送，看戏回来，有人晚上12点还要点心，又马上派人坐小汽车去买；张子善带20人去洗澡，一次便消费45万元。“说明”中提到：生产管理部反映，生产管理处是干部的小菜园，变成招待所，大干部是接客招待员，小干部是招待跑腿员，整天忙着招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进入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览的第一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和“两个务必”的重要思考。

“打碎一个旧世界可以用一个早晨，但转变世界观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在郭凤岐看来，刘、张的蜕化速度之快充分证明：职务高低、工作能力强弱并不意味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与否，这也是党需要研究的一个永恒课题。

权力失控

“我是头，有事只许和我谈。”

刘、张两年内搜刮巨额财富挥霍浪费，缘起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机关生产”。由于恢复国民经济步履维艰，加之抗美援朝战争令全国经济雪上加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发起了机关生产活动，借以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但刘、张却令这条富国之路变成了二人的生财敛财之道。

为了“搞好机关生产”，刘、张甚至勾结奸商、牟取暴利。

1952年2月16日的《东北日报》曾披露：一个名叫张文义的女商人和刘青山搭上关系，借刘的影响和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做起了生意。张文义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赚了9600万元。随后，她又当起中介，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用更高的价格买下这批复写纸。而张文义的丈夫，就是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的供销科长。一出预谋好的“双簧”，一买一卖赚出的1.3亿元“利润”，就这样入了刘青山的腰包。

类似这样轻易获得的丰厚利润，让作为当时地委、行署“一把手”，独揽财政、人事大权的刘、张胃口越来越大。1951年，他们私自挪用公款49亿元，交给张文义购买马口铁。而这笔钱被张文义存入银行生息和进行其他的倒买倒卖，最终导致了21亿元的重大损失。

他们还告诉县里，动用地方粮不用告诉专署，只用口头批准，不形成文字。并告诉机关生产负责人：“我是头，有事只许和我谈。”

而机关生产获得的合法或非法的利润，成了刘、张任意取用挥霍的“私人金库”。仅有据可查的贪污挥霍开支所谓“特费”达3亿7800多万元。

张子善上梁不正，工作人员上行下效，在天津档案馆，一份“天津专区生产管理处招待费的几点说明”中提到：本处干部请本处干部在外吃馆看戏回机关开支，在外工作看戏吃馆回机关开支，本人请本人吃馆看戏回机关开支。

当时的河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厅长马力曾针对此案在河北日报发表检讨文章，提出关注财政工作上的预决算制度：检查收支情况，必要的抽查科目和检查原始单据，是非常必要的。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方才休止。”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副处长冉世民援引孟德斯鸠的话，一语道破权力约束的必要。

“刘、张所以能贪腐，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初创时期各项制度不健全令其有可乘之机。”据省委巡视办专职副主任李清怀介绍，随着贪腐情况频出、与民争利现象严重，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很快被明令禁止。

“随意挪用、撕毁欠条这样的财务乱象在当下几乎很难出现。”省委巡视办副主任张军田介绍说，刘、张式的挪用、截留、套取专项资金已成为非常低级的犯罪手段。如今“一把手”权力正不断受到制约和监督。尤其是各党政机关实行现代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由原来的“一支笔”变“多支笔”签字审核，“大大降低了个人运作空间”。同时，张军田介绍，现在熟悉财政财务，精通查账的审计机关，对领导干部在经济决策、经济管理等经济责任方面审计监督，“一查能把账查个底儿掉！”

“领导满足于订计划、看报告、下指示，却疏于检查。”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中，杨秀峰曾对此事做了深刻反思，并表示张子善“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写假报告，譬如上面问干部强迫命令情况，他提笔就写出该专区犯命令主义错误者有若干人；明明国家粮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报告册子中还仍旧存有这笔数字”。

强力反腐

“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机关生产的事情，不许告诉李克才。”刘、张的劣行，激起了天津地委工作人员的不满，对于抵制最坚决的时任天津地区行署副专员李克才，二人起初遇事能瞒就瞒，后来便干脆采取孤立政策。

1951年10月的一天，几次检举揭发不得的李克才再次向省委举报刘、张，终于揭开了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的盖子。

2001年6月30日，被誉为共和国反贪第一人的李克才逝世，享年84岁，令人敬佩的是，在近80岁高龄时，李克才还曾向中央写下一封举报信，促使时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平义杰被依法查处。

刘、张案发时，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二人的处理，既无明确法律依据和量刑标准，又无现成的案例可供参考。最终是党中央做出了严惩的决定。

1951年1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了“处以死刑”的处理意见。华北局随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原则上同意河北省委的处理意见，但是在“死刑”之后加了一个括号“或缓期二年执行”。

收到华北局报告后，党中央专门开会研究对刘、张的处理。毛泽东看到报告后许久沉吟不语。周恩来便问：“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说出了两个字：“死刑。”

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毛泽东又说了两个字：“不准。”

1951年12月下旬，中央做出正式处理决定前，曾委托华北局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处理意见。

在石家大院的展览中，对意见结果做了详细展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6人。”

判决刘、张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而这篇报道的出炉，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案发前，刘青山刚出席了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并当选了常务理事，《人民日报》曾有报道。对于没过多久，又要发表刘青山被处决的消息，报社担心会在国际社会产生不好影响，一位报社领导建议，将刘青山的“青”加三点水，写成“刘清山”，让人以为是两个人。

但就此事请示毛泽东时，他干脆地说：“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时隔60余年，作为当年河北日报的一名记者，赵辉林仍对当年公审刘、张的情景记忆犹新：“上万人的会场内静悄悄的，除了审判员的声音，再没有一点别的动静。”

赵辉林说，与静相对应的，是人们心中深深的震撼，既为高级别干部触犯党纪国法而痛心，又为党和政府反腐力度之大而振奋。“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无论何时，反腐败都是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如今，铁腕反腐风暴重典治乱、猛药去疴，势必能够肃党纪、赢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