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已郑重思考了人生目标的价值问题。他在中学毕业前夕写下了《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明确表示在未来将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因为这一职业“是为大家而献身”，到那时“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1839年，马克思把学业主攻方向聚焦于哲学史，并将研究目标选定在西方哲学史的源头——古希腊哲学。1840年下半年，他确定了博士论文题目：《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并决定着手写作。为了解决研究中的问题，马克思埋头于书堆中，阅读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大量经典著作，还学习了莱布尼茨、休谟等人的哲学著作，完成了七大本笔记，这些笔记后来被称为“柏林笔记”。

马克思非常热爱理论研究工作，经常“发狂似的通宵”进行科学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主编和创办了《莱茵报》《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尽管这些报刊相继遭到查禁取缔，但他从不消沉，而是更加坚定地去追求真理。

1843年，马克思来到克罗伊茨纳赫，“退回书房”，认真反思过去的斗争经历，并展开了对英、法等国的政治历史研究，最终撰写出《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4月至8月，马克思在巴黎深入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研究法国革命史，考察法国工人运动，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时曾说：“他只要自私一点，完全可以把一切工作丢开不管。可是，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支配着他，那就是对事业的献身精神。”

为了研究各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变，马克思花费大量时间进行阅读和工作，引起了严重的眼病。1867年4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如此巨大的牺牲丝毫没有动摇马克思的初心，他说：“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

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极端贫困的生活和反动政府无休止的迫害使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举步维艰。这期间，马克思患上了严重的肝病，但仍旧通宵达旦地梳理总结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说：“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部著作为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呆板的笔调所损害。”“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

1876年，第一国际宣告解散，马克思把更多精力用于理论研究。为了使《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更加严谨，他继续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领域进行理论研究，广泛阅读并大量引证各种文献，作摘录、加评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手稿。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工作椅上与世长辞。恩格斯在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接过真理的火炬，继续为之坚守和斗争。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错误行径，1884年6月5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道：“我们尤其必须竭尽全力守住我们掌握的一切阵地，而首先是守住其中最重要的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假如明天能公开论战，我主张立即出击，那时他们马上就会完蛋。”针对一些人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标签、作为具体问题现成答案的错误做法，1890年6月5日，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真理的精神深深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1942年2月，毛泽东写下《反对党八股》，指出“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一百余年来，我们党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经典作家为追求真理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精神，勇于发现真理、追求真理、运用真理、捍卫真理，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时代实际和实践要求，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解好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所遇之惑，着力保持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与坚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让马克思主义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闪耀出更加璀璨的真理之光。（白茂峰 张洪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