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各国陆续确立。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同时也使得社会上崇拜金钱、追求物欲的观念日益泛滥。1843年，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发表《过去和现在》一书，强烈谴责了资本主义的金钱统治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赞扬了卡莱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敏锐地揭露出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享乐主义膨胀和精神空虚的问题。恩格斯指出，享乐主义者所一味追求的“幸福”只是“吃得好，喝得好”，他们“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他认为，社会发展中不能只关注物质上的满足与否，也要关注精神上的追求与发展，精神生活的富足同样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在他们看来，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交织在一起，物质生产的性质决定着精神生产的性质。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提出“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财富的生产和物质财富的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作了更加深入的阐释：“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他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例，指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因此，“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出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这不仅体现出精神生产的重要性，也揭示了精神生产由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规律。

精神上的追求与富足不能脱离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条件，但这并不是一个单向影响的过程。1890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道：“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1894年1月，恩格斯在另一封信中又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并不是只有物质发展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因素，精神上的发展同样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生产的重视，给我们留下了重要启示：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思想、文化等精神资源，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表现为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即社会精神文明的发达，具体就是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

“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进一步强调了精神生活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重视精神生产，不仅将精神上的富足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更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实践中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迈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葛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