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2日上午，武汉市廉政文化公园，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青山镇街道纪工委干部在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群雕前献花，缅怀革命先烈。何莹 摄

党的二十大发出“三个务必”的伟大号召——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从首届中央监委起，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是纪检监察机关极其重要的品格，一直在纪检监察干部身上传承。

“再苦再累，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回望历史，党的纪检监察机关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诞生，在艰难斗争条件下开展工作。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其时，随着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党员人数迅速增加，从党的四大召开时仅有994名，跃升到党的五大召开前夕的5．8万名，然而对于党员的教育却不够，毛泽东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说这一时期“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党的五大召开前半个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腥风血雨中，有李大钊这样的党员，但也有党员贪生怕死、贪慕荣华，不敢斗争、不善斗争，放弃共产党员的身份，甚至公开叛党。这对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唯有对这些意志不坚、党性不纯的党员进行斗争，将其剔除出去才能维护党的纯洁性。1927年5月至7月，首届中央监委依照党纪先后严肃处分了包惠僧、萧人鹄、陈九鼎等党员干部，并审慎稳妥处理王基永等的问题。首届中央监委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复杂严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下树起了严格党纪的大旗。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八七会议后，首届中央监委成员各自都有不同的革命任务，不同之中也有相同的地方——以斗争的精神奋力开创革命事业的新途。

首届中央监委副主席杨匏安，是一位可与李大钊相提并论的理论家。他早年曾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开设“世界学说”专栏，系统介绍各种学说，在那个思潮竞起的年代中，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1919年11月至12月，杨匏安在该专栏连载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几乎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这篇七八千字的雄文，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又一件锐利的思想武器。

呼喊出“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杨匏安，1929年到上海参加党的报刊出版工作。杨匏安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翻译、撰写了《地租论》《西洋史要》等著作。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杨匏安的处境并不安全，而一家人的生活更是艰难，妻子拖着病体去工厂做工，他自己则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杨匏安鼓励家人：“再苦再累，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1931年7月，因为叛徒告密，杨匏安再度被捕。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被捕入狱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要员纷纷来劝降，只要他登报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就可以得到自由了。杨匏安坚定表示：“我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他留下一封与家人的诀别信，今天我们可以在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中，看到杨匏安之子杨文伟抄写的这封诀别信：“近日有南京旧识来劝我，我不为所动。家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和物，如果不能生活，立即南返。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

诀别的时刻就要到了。为了鼓励狱友坚持斗争，绝不投降，他写下了一首《示难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相视莫潸然。”

“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时已73岁，且身体状况不佳，而中央纪委恢复之初，任务繁重，他表示将尽自己的力量来工作。早在1939年，陈云就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列出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第一条便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正是这样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让他在古稀之年勇挑重担，担任了九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陈云领导中央纪委的工作，从抓党风开始。1979年1月4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委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1月26日发布的通告，指出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协助各级党委切实搞好党风”。这份通告还提出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的几项原则，其中一项是“敢于斗争，刚直不阿”，“凡是怕字当头、回避矛盾、屈从压力、阿谀逢迎、不能坚持原则的人，不能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纪检监察干部干的就是得罪人的事，面对贪污腐败不敢亮剑、不能进行顽强斗争，不仅是不称职的问题，更是理想信念缺失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经济领域活力涌动，也出现了令人咋舌的犯罪活动，其中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参与其中。他们利令智昏，罔顾党纪国法，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陈云是从事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领导和部署开展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等财经战线的斗争，巧妙利用经济规律，沉重打击投机资本，可以说是善于斗争的典型。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他认为“阻力再大也必须办”，陈云本人更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

1983年，“改革开放第一案”在汕头落幕，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极刑。王仲在海丰任职期间，大量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唆使、纵容家人参与经济犯罪活动，让他们销赃牟利。整个县的走私贩私活动泛滥成灾，当地党风政风社风受到严重污染。陈云对此案十分关注，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并派王鹤寿去海丰督查。陈云认为，若不对王仲进行严惩，对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是不利的，对改革开放也是不利的。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纪检监察工作始终与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相连，纪检监察机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正风肃纪反腐，有力推动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想一想，对‘大诱惑’有没有动过心”

安徽绩溪，山川秀丽，名贤辈出。在绩溪博物馆内，有一方天地专为纪念一位新时代的纪检监察干部。他的名字叫李夏。《飞鸟集》中有一句经典的诗，“生如夏花之绚烂”，李夏的人生旅程并不长，却足够绚烂，令后人思之不已。在李夏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中，有一件他与四岁的女儿共同制作的“廉政笔筒”，朴素的笔筒上镌刻着两句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这两句诗出自包拯的《书端州郡斋壁》，是他表明自己志趣的一首诗。端州以生产做工精致的砚台而著称，包拯离任端州时，不持一砚归。在包拯看来，清心寡欲、刚直不阿是修身之本。这样的理念无疑也打动了李夏，纪检监察干部不仅是与腐败做斗争，也每时每刻在与自己的私心杂念做斗争。李夏曾在笔记本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想一想，对‘大诱惑’有没有动过心，对‘小意思’有没有沾过边，对‘微腐败’有没有黑过脸。”

打铁必须自身硬。只有守住自己的清廉底色，才能理直气壮与腐败做斗争。李夏生前是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荆州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荆州乡监察专员。作为一个“城里娃”，他主动要求来皖南山区偏远乡镇工作，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正风肃纪反腐第一线做出了实绩。李夏敢于较真碰硬，突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这个重点，主办参办问题线索77件，立案审查32件，给予党纪处分31人次，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

乡村是个熟人社会，抹不开面子就干不好纪检监察工作。面对老熟人的违纪行为，李夏认为“一是一，二是二”，一定要坚守原则底线，不能因私废公。他耐心细致地做老熟人的思想工作，终于让老熟人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服气到服气。纪检监察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在勇于亮剑的同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

2019年8月10日，在抗击超强台风“利奇马”时，李夏在转移群众过程中突遭山体塌方，以身殉职，年仅33岁。

新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像李夏这样对党忠诚、恪尽职守的纪检监察干部。湖北省咸丰县清坪镇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清坪镇监察室原主任谢睿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最基层的纪委书记，他认为纪检监察干部要敢于动真碰硬，绝不能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当“泥水匠”——东搅西拌和稀泥、当老好人；要敢于当“铁匠”，打铁必须自身硬，打出来的也是硬邦邦的钢钉。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小漏洞”“小疏忽”“小错误”，他从不放过。2020年9月15日，谢睿在扶贫联系村查看民房改造情况时，从一户居民家的二楼意外摔下、不幸身亡，年仅39岁。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纪检监察干部，要始终将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作为对自己的要求，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正风肃纪反腐，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