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最后能顺利召开，来之不易。出席会议的700多名代表，大多是历尽曲折、困难，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到达延安的。

    1942年1月，刘少奇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回延安参加七大。刘少奇当时在苏北主持中共华中局会议，从苏北回延安路途千里迢迢，中间要经过许多日军和国民党的占领区。3月19日，刘少奇等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动身。彼时，日军正在华北全面推行更加野蛮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将近三千公里的铁路、公路两旁，掘了二丈宽、一丈二尺深的壕沟，筑碉、筑墙，企图隔绝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国共两党关系也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当局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捕杀中共过往人员。因此，刘少奇返回延安只能绕道山东、晋冀鲁豫、冀中、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沿途经过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省，行程三千多里，中间密布着日军的一百多道封锁线。

    由于日军一座座碉堡和一道道封锁沟墙，刘少奇一行只能依靠夜幕的掩护，夜行晓宿。刘少奇和同行者一样，随身携带铲子。遇到封锁沟挡住去路，就把又宽又深的封锁沟铲开一个口子，让人马通过。有时齐腰深的水沟横在前面，他和大家一样涉水前进。当他们从汉奸和大地主的庄子附近经过时，从碉堡发射出的土炮和枪弹，不时呼啸着从头顶掠过。刘少奇沉着关照大家：“不要怕，夜里的枪弹是打不着人的。”3月底，他们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在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后，7月下旬，刘少奇继续向陕北进发。

    根据交通情况和沿途敌情，为了缩小目标隐蔽行动，原来准备同刘少奇一起赴延安的一百多名华中干部重新返回新四军军部。刘少奇只带了几个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十几个人继续前行。在经过平汉铁路时，为了避免引起日军注意，刘少奇一行分成几批前进。刘少奇化装成商人，在地下工作者精心安排下，通过伪军关系乘坐小汽车，在白天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

    10月下旬，刘少奇继续向太岳山区西行。当时正赶上日军对太岳地区发动“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战”。刘少奇等人躲过日军好几次“扫荡”，来到日军封锁严密的同蒲铁路。过了同蒲铁路到晋西北，中间要横跨一百五十余里的晋中平原，其中密布着日军的据点和碉堡。这是刘少奇回延安途中所要通过的最后一道难关。刘少奇和晋西南工委书记研究，决定停止部队护送，由敌占区工作干部依靠群众掩护悄悄通过。刘少奇仍装扮成商人，化名许行仁。经过三天的昼伏夜行，刘少奇一行基本走出晋中日军占领区。此后，又历经波折，终于在12月30日抵达延安。此外，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也都历经艰险抵达延安。

    华南的七大代表赴延之路也是曲曲折折、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他们从香港、广东、广西到广东韶关，再后到广西桂林和湖南、广西的代表会合，经湖南衡阳、江西上饶，再到安徽新四军军部。然后经皖北、苏北、鲁南、鲁西、冀鲁豫、晋察冀、晋绥，最后到陕甘宁边区。这是距离最远的一条路线，沿途要经过多道敌人的封锁线，非常危险和艰辛。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行军，他们最终抵达延安，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和接见，被毛泽东誉为经过了一个“小长征”。

    代表们不仅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经艰险，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晋察冀代表团在前往延安途中为了躲避敌人设置的重重封锁线，只能走山路、小路，行军非常困难。1940年5月26日，队伍在阳曲以北的白水镇遭到敌人袭击，冀中区党委副书记兼民运部部长鲁贲、地委书记吴健民牺牲，不少同志负伤。如果不是因为天黑敌人摸不清情况没有追击，可能损失还更大。另据档案资料记载，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代表们的遭遇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最后全部被杀害。

    终于，在历尽艰难险阻后，1945年4月，出席七大的代表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延安。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着七大的召开。

    ——摘自中国方正出版社《学习党章系列丛书》之《从党章发展看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