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寻访乡规民约

《功德录》积小善成大德

岗上村村委会办公楼

岗上村的《功德录》

位于冀中平原的石家庄市藁城区岗上村是“全国文明村”。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岗上村之所以能“全国文明”，得益于一件宝贝——就是村里坚持34年记录村民善行的《功德录》。

一个金点子，掀开村民道德建设新一页

“范建科捡到一包衣服，主动交到村委会寻找失主；李银锁用自己的电动车把别人晾晒的小麦赶在下雨前抢收到室内；李大广拾到一个水卡（内存100元）寻找失主……村委会对以上村民提出表扬，并记入《功德录》。”

盛夏时节，记者慕名来到岗上村。刚一进村，听到村里大喇叭正在广播。

“这是村里近几天发生的好人好事，我们每天中午12点和下午6点都广播，之后，再写进《功德录》。”村支部副书记郑丰润告诉记者。

提及《功德录》，郑丰润打开了话匣子，对记者滔滔不绝讲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地分了，村里人各顾各，都忙着去致富了，一些不良风气乘虚而入。村里小偷小摸不断，今天你少一把菜，明天我丢几只鸡，骂街、打架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些小青年迷上赌博……有一年，公安人员在岗上村破获治安等案件18起，抓赌竟达130多次。

“秋偷秋，麦偷麦，场光地净偷白菜”，这句顺口溜是岗上村当时混乱状况的真实写照。

当时，村民说，“民调会可真累，解决问题排着队”。村支部为此费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办法。罚款、开大会批判、送派出所……什么法儿都试过，但成效不明显，往往按下葫芦起了瓢。结果是靠管，管不住；靠压，压不服。

1982年麦收过后，时任村支部副书记的郑梦辰看到《东周列国志》上的一个故事：春秋时的蔡国曾经偷盗成风，虽严刑峻法仍屡禁不止，后蔡国国君对拾金不昧者施以重奖并亲自赠挂牌匾，盗窃之风遂绝。这让郑梦辰心中一动，很受启发。

恰逢此时，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村民范振国将拾到的一麻袋小麦交到村委会。那时，一麻袋小麦很值钱，在生产队干半年农活挣来的工分也换不来。郑梦辰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做出这样的事确实难能可贵。村支部决定对范振国拾金不昧的事迹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还敲锣打鼓为他家挂上“拾金不昧”光荣匾。

范振国拾金不昧受到表彰，在村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村支部决定趁热打铁建立岗上村好人好事登记本，把村民助人为乐、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先进事迹一一记录下来。

后来，村里人叫它《功德录》。范振国的事迹是《功德录》开篇第一笔，掀开了岗上村村民道德建设崭新一页。

34年198本《功德录》，在村民心中树起道德标尺

“范振国的事为我们村《功德录》开了个头。从那时起，《功德录》成为涵养村风的‘光荣榜’‘新风榜’。谁榜上有名，谁就脸上有光彩。在此激励下，各种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在村里层出不穷。”郑丰润有些激动地讲。

村民李俊青因出车祸妻子死亡，本人重伤，村民们一天捐款1.28万元，全村602户，一户不落。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村民自发捐款22万元。先后组成了两支26人的抗震救灾志愿者队伍，自驾车辆，自带食品，奔赴灾区。当时最大的62岁,最小的17岁。

村民杨红梅多年坚持参加义务献血，并留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2015年5月27日，她为上海某医院一名3岁白血病患者成功捐献骨髓，被媒体誉为“最美妈妈”，也成为藁城区第1例骨髓捐献者。

今年5月7日上午，村民黄金营在进城送货的途中遇到不慎落水的小男孩。千钧一发之际，他勇敢跳入水中施救，获得了石家庄市“文明公民标兵称号”。

……

随着时间推移，《功德录》一开始1本记3年，后来1年记3本，再后来，1年10本也不够记了。村民把在《功德录》上留名视为莫大的荣耀。

“我们不但要把好人好事记好，还要宣传好。”郑丰润讲。

村支部组织11个义务广播员，每天中午12时和下午6时，在大喇叭里循环广播《功德录》里记录的好人好事。一个人做了好事，会被公开表扬、反复表扬。“直到现在，村民还一直保持听广播的习惯。”村民郭瑞芳说。另外，把《功德录》编辑成册，印刷成书，发放到每一户村民家里，村民可随时翻看。

目前，《功德录》已经持续记录34年，198本《功德录》记载了14万余件好人好事。村民们的点滴善行汇成大爱丰碑。

与时俱进创新，《功德录》与时代同步发展

30多年来，为了让《功德录》的作用持续“发酵”放大，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村支部都不断拓展创新。

在形式上，为了加大宣传效果，2000年5月，村支部从《功德录》里精选出150人，将其照片和事迹制作成光荣榜，张贴在村主街道两边的外墙上。

光荣榜出来后，村民反响很大，又一次掀起了做好人好事的高潮。但是，光荣榜时间长了容易破损。2008年7月，村支部又从《功德录》中精选出56个先进人物、22件感人事迹，建了一座长9米、高4米的功德碑，矗立在村委会大院西侧，供人学习。

在此基础上，2009年、2010年、2011年、2015年，村支部在村主街道上又先后建了4座功德碑，将从《功德录》里遴选出的134位先进个人的优秀事迹镌刻在上面，永励后人。

此外，岗上村依据《功德录》这个道德“账本”，每年评选村里的先进个人。2015年12月，岗上村评出2015年度“好媳妇”560名、“好婆婆”500名、“好青年”136名、“致富能手”12名。

在内容上，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村支部给《功德录》也注入新内涵，先后把对经济建设、村镇规划、村容村貌改善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和事也记入《功德录》。

“道德建设解决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但其最终必须指向改善民生。”郑丰润讲，通过《功德录》大力表彰带领乡亲致富的先进村民，激发村民创业发展热情。

打开岗上村近几年《功德录》，致富能手的名字接二连三跃入眼帘：2013年2月，陈明华自办家具城致富；2014年6月，康文刚组建包工队创业；2015年7月，康金超卖水果取得好收益……岗上村通过道德建设这个抓手带动经济发展，目前，该村已成为石家庄市经济百强村之一。

采访结束，记者即将离开。此时，正遇见岗上村小学德育主任张晓丽带着4年级学生刘泽宇，到村委会上交刚刚捡到的一串钥匙。

谈到村里的《功德录》，张晓丽告诉记者，岗上村小学也有专门记录学生做好人好事的《功德录》。

“我们都争着做好事进《功德录》。”

听到刘泽宇稚嫩的声音，记者仿佛看到岗上村的下一代正在续写新的道德篇章。（图/文记者 王鹏志）

《功德录》魅力的背后

记者在采访中，每提及《功德录》，村民们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在他们眼里，正是这些《功德录》让岗上村文明之花盛开、经济发达富有。的确，岗上村能有今天，《功德录》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以下几点主观因素亦不可忽视。

“老支书郑梦辰是《功德录》里最好的人。”这是记者在采访时村民们的一致评价。郑梦辰于2015年6月29日去世，任岗上村支书32年。每提到这位已故的书记，村民无不为其敬业奉献的精神动容，有的村民当场流下难过的泪水。

有两件事让记者印象深刻。一是截至老支书去世时，他本人先后向村支部上交了别人送他的钱物126.2万元；二是为了增加村里收入，他让自己的儿子郑丰年将其白手起家建起的医士学校无偿捐给了村集体。如今，这所学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300多万元。

党员、干部带了个好头。第一个被记入《功德录》的范振国是党员，第一个劳动致富的陈小根是党员，坚持常年做好事被评为“学雷锋标兵”的李锡哲是党员……村里的抗震救灾标兵、见义勇为标兵、建设新农村先进工作者、拾金不昧和助人为乐标兵、孝敬老人标兵、学雷锋标兵等，党员占了近1/3。

发挥了群众的主体作用。岗上村是通过建立好人好事统计登记、道德评议、褒奖激励等机制，注重激发群众的主创精神，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从而营造出好人好事人人做、典型事迹人人评、歪风邪气人人管的良好“环境”。

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互为表里、同步推进。道德建设如果脱离了经济建设，就会失去根基。反过来，经济建设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离开了道德建设，也易走偏出岔。岗上村正是很好地把握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在实践中积极运用，才取得今天的成绩。（王鹏志）

专家点评

基层治理秩序的建构，除了自上而下正式制度规范的约束外，还需要自发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因素的支撑，岗上村的《功德录》即是这样一个道德治理的成果。《功德录》不仅记录了每个村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善行”、“义举”及“贡献”等，且予以公开宣传和表彰，为全村确立起道德标杆和行为准则，让每个人汲取精神营养，也让每个人受到感染和熏陶。《功德录》的成效说明，基层治理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土壤，社会具有不竭的创新力。不管是基层治理，还是村务管理，抑或是村民自治，其关键在于发挥乡规民约的影响力，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进而激发起人们追求道德高标准的崇高信念。《功德录》为基层社会如何培育村民的道德因素，如何形成人人参与的治理局面提供了借鉴样本，“众人之事”的道理即在于此。（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