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上首次反贪污反浪费斗争
“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
这是位于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镇的“一苏大”会址。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梁念林 摄
盛夏炎炎，蝉鸣阵阵。位于江西瑞金西郊沙洲坝镇的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史陈列馆内，玻璃展柜里一张泛黄的报纸静静躺在绒布上，纸质脆薄、墨迹清晰。报纸上刊登的文件右侧印着醒目的标题“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文件末尾显示签发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发日期是1933年12月15日。
全文仅三百余字，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落下重重一笔。
“它是党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反贪污反浪费法令，第一次将‘浪费’与‘贪污’并列纳入法律惩治范围，第一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宣示——新生政权对腐败零容忍。”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杨丽珊介绍，“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央苏区反腐斗争从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轨道。”
生死关头的清醒认识——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祠堂大厅里摆满了木条凳，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正中挂着一面红旗——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红色政权诞生的那一刻，考验也同时降临。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既要顶住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又要突破严密的经济封锁，一勺盐、一滴油、一发子弹都靠群众凑、红军挣。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一些地方苏维埃的浪费风气却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1932年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尖锐指出：“过去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
对贪污浪费等腐败问题，我们党有着清醒的认识。1931年11月初，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即明确提出必须将“严紧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作为党的建设工作中心任务之一。决议案特别强调，“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彰显了党从严管党治党、坚决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
1932年3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常会，明确提出严办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3月2日，项英在《红色中华》报发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措辞严厉：“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
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共同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训令不仅明确了贪污行为的量刑标准，还首次将浪费行为纳入法律惩治范围，规定‘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这在当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震慑力。”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燕林介绍。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为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指明了方向，成为贯穿整个斗争过程的指导思想。一场影响深远的反贪污反浪费斗争，在中央苏区全面掀起。
刀刃向内的坚定决心——
建设“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在瑞金的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史陈列馆里，陈列着一份94年前的判决书，定格了中央苏区反腐第一案的历史瞬间。《红色中华》报第21期第5版全文刊登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第八号判决书，逐条列出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吞没公款、偷盖公章、杀害军医等10项罪状，决定判处谢步升死刑。
谢步升，1929年参加赣南地区的工农武装暴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由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于叶坪村，谢步升凭借地缘优势和基层职务，个人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且与中央政府部分人员素有往来、关系熟络，给案件查处带来不小的阻力。
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得知此事后说：“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怎么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毛泽东坚决要求严惩并明确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9日，谢步升被执行死刑。清脆的枪声，划破瑞金城西的田野和山冈，震撼了整个苏区。这打响了中央苏区反腐肃贪的第一枪，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铁腕反腐、绝不姑息的坚定决心。1932年7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一经查出贪污腐化分子，“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
从1932年5月至1934年3月，不到两年时间，查处了胜利县委书记钟圣谅、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以及雩都事件等，判处死刑的既有村苏维埃主席，也有县委书记，在中央苏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中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据统计，中央苏区时期，仅中央机关就查办贪污分子42人。
这些案件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了党和苏维埃政府惩治腐败“零容忍”的坚定决心，有力遏制了贪污浪费现象的蔓延，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维护了党纪国法的尊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计委员会在节省运动专项审计报告的结论中写道：“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守廉克俭换来的鱼水情深——
“节省每一铜板来帮助战争”
在严厉惩治贪污浪费的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倡导勤俭节约之风，在全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节省运动，号召全体军民“节省每一铜板来帮助战争”。《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也进一步强调：“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
1933年12月2日，《红色中华》报发出节省运动的号召，迅速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响应。邓颖超、陈云等23人联名写信给《红色中华》报，提出“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学校等纷纷行动起来，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如博生县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自愿节省伙食费1202元，江西邮务工友节约1065元。
中央苏区这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有力地保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仅1934年4月至7月，中央各部就节省130余万元。各地群众也纷纷捐款捐物，退还红军借谷票。这些都极大地缓解了苏区的财政压力，为红军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同时，通过严肃查处一批贪污腐败分子，清除党内蛀虫，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许多干部从反面典型中吸取教训，自觉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显著增强。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斗争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红色政权。苏区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实际行动，感受到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广大群众更加拥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积极投身于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跨越时空的共鸣——
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
时光流转，烽烟散尽。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那源自瑞金沙洲坝的警钟声，依旧在新征程上长鸣。
“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2012年11月17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警示振聋发聩。这与中央苏区时期“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的判断，跨越时空，遥相呼应。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使党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得到进一步彰显，真正做到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上率下推进全党作风建设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拥护。
“腐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斗争。”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以及阶段性特征，强调“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
新征程上，要传承厉行节约、廉洁奉公、铁腕惩贪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正风肃纪反腐新成效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特约记者 熊飞云 通讯员 梁念林 视频制作：李诚贤 陈晓晴等）
对话丨以人民立场正风肃纪反腐
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杨丽珊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是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部反腐法令，见证了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刀刃向内惩治腐败的决心。记者就此采访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杨丽珊。
记者：《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杨丽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革命形势持续向好，苏区建设稳步推进，但随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部分党政机关等工作人员滋生享乐懈怠思想，出现贪污、浪费、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
为整治乱象、肃清风气、守护民心，苏区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斗争。当时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代表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下设控告局，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同时在《红色中华》报开设曝光专栏，揭露贪污浪费问题。但因缺乏专门的惩治法令，案件审判量刑没有明确依据，执法尺度不一。出台专门针对贪污浪费行为的惩治法令，成为当时的迫切需求。
记者：这部标志性反腐法令的出台，经历了怎样的筹备与落地过程？其中有哪些关键举措？
杨丽珊：面对苏区贪污浪费等腐败问题，毛泽东多次明确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旗帜鲜明亮明态度。一方面，党中央通过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及各种训练班等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在吃、住等方面，不享受特殊待遇，与普通干部同甘共苦。
为保障法令科学严谨，毛泽东与项英等一起调研，征询司法机关负责人、工作人员及工农群众的意见，论证贪污浪费行为的惩治标准。同时结合苏区实际，借鉴苏联相关法令法规，敲定量刑标准。1933年12月，《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正式发布，明确了苏区公职人员贪污浪费行为的惩治办法和量刑标准。
记者：法令颁布后，是如何推动落地执行的，取得了哪些显著成效？
杨丽珊：法令是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的名义公开发布的，彰显了其权威性。为促进法令顺利推行，中央苏区开展了宣传与执法行动，在苏区发行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红色中华》报上刊登全文，并号召民众揭发腐败分子。依据这部法令条款，苏区司法机关查处、审判了许多贪污腐败案件，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等合计大洋2000余元等。这些涉案人先后被最高法庭判处死刑，有力维护了党的纪律。
记者：这部反腐法令承载着怎样的精神内核，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有何启示？
杨丽珊：这部珍贵法令是我党局部执政时期反腐探索的生动见证，沉淀出一脉相承的治党初心与优良传统。其一，彰显了我党对腐败零容忍的一贯坚定立场。自中央苏区时期起，党就始终将反腐作为巩固执政根基、凝聚民心民力的关键举措，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净化干部队伍。其二，奠定了依规治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早期雏形。通过建章立制规范权力运行、约束干部行为，为新时代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提供了宝贵借鉴。其三，体现了依靠群众、公开透明和全面从严的鲜明特色。依法令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公开监督执纪过程，坚持从严惩治、绝不姑息，始终以人民立场正风肃纪反腐，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特约记者 熊飞云 通讯员 梁念林）
展品背后的故事丨“伙食账簿”见纪律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着一本中央苏区时期的伙食账簿，为国家一级文物。
“十捌号主席毛泽东住 付还大洋一元四角五分……”账簿上这段文字，真实记录了1933年8月毛泽东在长胜县铲田区（今属宁都县）开展基层调查期间的一段往事，是共产党人廉洁自律的生动见证。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政府大力倡导廉洁奉公，从中央负责人到基层工作人员，都不领薪饷，每月只有很少的生活费。毛泽东始终带头严格要求自己，和普通战士、群众一样，住普通民房，每天伙食费只有五分钱，从不搞特殊。
当时，毛泽东到铲田区开展基层调查。按照苏区规定，干部在基层食宿须按标准缴费。调查结束准备返程时，毛泽东特意安排警卫员去交食宿费。回去路上，毛泽东问起缴费情况，得知当地群众坚持不肯收钱，当即严肃指出：纪律必须严格遵守，不能例外。
同行的江西军区参谋长陈奇涵担心耽误行程，主动提出由他返回代为缴清费用。毛泽东再三叮嘱：纪律面前无例外，领导干部更要带头遵守，这件事一定要办妥。陈奇涵随即折返铲田区，转交食宿费。干部们深受触动，工作人员取出账簿，郑重记下这笔食宿费，陈奇涵亲笔落款，留下了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时光流逝，这本泛黄的账簿依然在无声诉说：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共产党人的纪律不是只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真正落实在一言一行之中。（特约记者 熊飞云 通讯员 梁念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