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规避被查处，安排“代理人”出面参与协商、收受、保管贿款，且案发时行贿人尚有部分贿款未支付给“代理人”，此种情形下如何认定犯罪形态和数额？笔者通过一起案例进行分析。

黄某，A市某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某，A市某劳务公司（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与黄某关系密切。李某，A市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与王某熟识。李某多次听王某提及其与黄某关系要好，在外以叔侄相称，工程上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找他。2018年下半年，李某为承接高新区工程项目，多次请托王某找黄某帮忙，并承诺按照工程结算价的4％给其好处费。王某随即出面请托黄某为李某介绍工程，并告知李某给予好处费的承诺，黄某表示同意，二人商定事成后平分好处费。后黄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李某顺利承接某大型工程。2020年初，李某承接的工程建设完工，经审计，该工程实际结算价共计5902万元。

2019年3月至2022年1月，李某为表示感谢，与王某约定按照工程结算价的4％（即236．08万元）给予好处费。后李某以支付劳务费等名义向王某支付好处费共计179万元。黄某从中分得90万元，且与王某约定该90万元由王某代为保管，黄某根据需要随取随用。截至案发，该90万元一直由王某持有，黄某并未使用。后因工程项目款未及时拨付导致李某资金周转困难，李某未能继续支付好处费，王某在黄某的安排下多次催要，但截至案发，剩余的57．08万元李某仍未能支付。

本案中，对于如何认定黄某和王某的行为性质，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某作为与国家工作人员黄某关系密切的人，通过黄某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李某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既遂数额为179万元。黄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为90万元，因该90万元由王某持有，故黄某属于犯罪未遂。对于李某尚未支付的57．08万元，因系客观原因致其资金周转困难，截至案发未支付给受贿人，应认定为犯罪未遂数额。第二种观点认为，黄某和王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受贿数额为236．08万元，其中179万元为既遂，57．08万元系未遂。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首先，黄某与王某构成受贿罪共犯。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据此规定，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有通谋的情况下，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而非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案中，黄某对王某收受财物主观上明知，双方对通过权钱交易均分贿款达成共识，且实施了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客观行为，应当认定二人构成共同受贿犯罪。

其次，关于共同受贿的既未遂认定。黄某将90万元交由王某代持的行为构成受贿既遂。受贿犯罪是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性职务犯罪，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实际支配、控制财物作为判断既未遂的标准。根据受贿罪共同犯罪原理，一人既遂，全部既遂，共同受贿中，无需每名行为人都亲自占有财物才构成既遂。因此，在共同受贿犯罪中，以受贿人实现对收受财物的控制作为受贿既遂的标准，在受贿人（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接收和持有行贿人交付的财物后，即可认为受贿人实际控制了财物，受贿人构成犯罪既遂。本案中，黄某与王某构成共同受贿犯罪，其通过王某实现对贿款的接受、占有，应当对李某所送全部贿款承担刑事责任，且当王某收到179万元贿款时，黄某和王某的受贿犯罪就构成既遂。黄某安排王某保管90万元，表面上看其本人没有占有贿款，但此行为本质上属于黄某在受贿既遂后对贿款的处置，不影响认定其构成既遂。

最后，关于约定型受贿的犯罪形态认定。本案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约定收受财物，但至案发并未收到全部约定贿款的情形。对此，需要判断黄某和王某约定收受但实际没有收到57．08万元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刑法理论中，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区别在于是否着手实行犯罪，具体到受贿犯罪中，对于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认定，应以受贿人是否着手收受财物来判断。本案中，受贿人黄某和王某与行贿人李某已就收送236．08万元好处费达成明确合意，且已经收受了179万元，对于李某后续未能支付的57．08万元，王某在黄某的安排下多次催要，应当认定王某和黄某已经着手实施犯罪，但因李某资金链断裂这一受贿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受贿人尚没有实际收到剩余的57．08万元，按照刑法对犯罪形态的规定，对这笔数额应当认定黄某和王某构成受贿犯罪，犯罪形态为未遂。（邹莹，作者单位：湖北省枝江市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