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枫桥经验”历久弥新 “枫桥式工作法”在全国扎根

擦亮基层治理金字招牌

浙江省诸暨市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近年来，当地不断深化实践，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在全市各镇街均组建调委会的基础上，成立村社级调委会500余家。图为在诸暨市暨阳街道江新社区“江大姐”调解室，调解员在为群众进行调解。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福建省宁德市将社区治理经验从陆地“嫁接”到海上，创建了15个海上社区。图为11月18日，在霞浦县溪南镇七星海上社区诉非联动中心，该县法院特邀调解员（右）为渔民饲料款拖欠纠纷进行视频连线调解。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为主要内容的“枫桥经验”。60年来，“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历久弥新，不断丰富精神内涵，持续释放治理效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群众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今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枫桥镇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60年来，“枫桥经验”为什么能够历久弥新？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哪些突出特点？

新时代“枫桥经验”拓展到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呈现出持续旺盛的生命力

在诸暨市枫桥镇，枫溪水畔有一座枫桥经验陈列馆。这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陈列馆，以图文展板、艺术造景、实物展陈、微电影等方式全面展示了“枫桥经验”60年来一脉相承的发展历程。

陈列馆中珍藏着一份60年前的批示，上面写道“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这是毛泽东同志1963年11月的批示，其中“诸暨的好例子”指的就是“枫桥经验”，强调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在此之后，中央又两次对“枫桥经验”作了批转。由此，“枫桥经验”从小镇走向全国，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面旗帜。

“‘枫桥经验’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坚持‘枫桥经验’的着力点放到了维护社会治安上，枫桥干部群众不断创造人民内部矛盾化解新机制新方法，‘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为‘枫桥经验’的基本特征。”枫桥经验陈列馆副馆长杨舒雯告诉记者。

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2013年10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十年来，从乡村到城市，从浙江到全国，从社会治安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枫桥经验”不断拓展到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呈现出旺盛生命力。

北京市石景山区化解预付式消费纠纷“可信消费”工作法，辽宁省沈阳市牡丹社区“三零”工作法，福建省明溪县“侨乡枫桥”解纷工作法……在陈列馆的连廊区域，一幅幅图文并茂的展板，展示了全国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打造“枫桥式工作法”的生动成果。

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发展，“枫桥经验”成为我国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写入《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文件……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展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

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枫桥经验”的根本立场

在陈列馆的二楼，四幅用数据标记的图表展板引人注目，三幅中的数字随着时间的延伸呈下降趋势，分别是：万人成讼率、刑事发案数、生产安全死亡人数，剩下的一幅则为群众安全感满意率，图中的数字在较快上升后于近几年稳定上升。图表背后，是当地干部群众践行“枫桥经验”、解决一个个基层矛盾的生动实践。

“60年来，社会不断进步，基层的矛盾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我们化解矛盾的机制、方法也在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拓展‘枫桥经验’的内涵和外延。”在杨舒雯看来，“‘枫桥经验’从诞生到现在，始终不变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矛盾不上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就在于始终依靠党的领导，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是海洋渔业大县，特别是养殖面积最大的溪南镇，渔业人口1．5万人，藻类养殖逾万亩，渔排养殖30多万筐。近年来，随着海上生产迅猛发展，相关矛盾纠纷易发。当地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了海上养殖纠纷化解工作法，成为本次“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

“从2018年开始，溪南镇因地制宜，积极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参与海上基层事务治理、矛盾化解、服务群众等工作，从去年到现在调解涉海涉渔纠纷成功率100％。”溪南镇党委书记陈广昱介绍。

党组织、党员挺在最前面，成为发现并解决矛盾的“中流砥柱”。在发现矛盾环节，当地结合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促四访”，对海区矛盾纠纷深入研判；在排查矛盾环节，组建由退休村干部、沿海村网格员、党员养殖户等15人组成的队伍，一周三次巡查，必要时每日一巡查；在解决纠纷环节，组织政法干警、养殖党员、“两代表一委员”等共同参与，设立“海上流动评理室”，在海上灵活解纷，做到纠纷在哪里，评理室就“流动”到哪里。

“走群众路线”是杨舒雯多次提到的关键词，在她看来，“枫桥经验”之所以成为一面旗帜，最重要的就是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比如杭州的‘武林大妈’、诸暨的‘老杨调解工作室’等，之所以能产生很好的效果，都是因为充分调动起了群众的积极性。”据了解，诸暨平均每4名常住人口就有1人参加到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就业、法律、健康、养老、教育和救助等公益服务，最大化集聚起基层的治理力量。

“枫桥经验”赋能基层治理，解决现实问题，在全国结出丰硕成果

“老娘舅”是长三角等地区对有威望、讲公道的人的称谓。在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中，浙江省义乌市“以外调外”涉外解纷工作法得以入选，离不开一支“国际老娘舅”队伍有效把涉外纠纷消解在萌芽。

义乌市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往来，有1．5万外商常住义乌，市场外向度达65％以上。在这里，除了最常见的商贸经济纠纷外，还有因文化、习惯等差异引发的矛盾纠纷。

如何巧妙化解外籍人士的矛盾纠纷？如何克服语言不通等带来的调解难题？义乌设立全国首家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探索“娘舅和调”等多元纠纷调解模式，组建了一支来自13个国家的14名外商调解员队伍，涵盖英语、俄语、阿拉伯语等主要语种。在此基础上，还将其中3名法律素养好、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外商调解员聘请为“首席外籍调解专家”。

不久前，尼日利亚籍外商阿贾尼（化名）就在“国际老娘舅”帮助调解下，化解了一件沟通近一年都没有结果的烦心事，感受到了“中国式调解”的魅力。

原来，阿贾尼与义乌某公司在2021年订立了海上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后因货运代理费支付问题产生纠纷，双方协商多次未果后将案件诉诸法院。法院根据诉前引调规则将该案委托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今年7月，根据纠纷当事人国籍及纠纷所属行业，“外调委”委派外籍调解员杰克及物流行业调解员蒋克兴共同主持本案调解。杰克担任外籍调解员8年，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对中非贸易也有较深了解，是一名有着丰富调解经验的“国际老娘舅”。

中外两名调解员利用自身语言、专业优势分别给当事人耐心细致做工作，双方的矛盾开始缓和。针对涉及的法律问题，调解员通过“移动微法院”远程联系指导法官进行线上法律指导，保障了整个调解过程的专业性和公平性，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考虑到外商阿贾尼不懂中文，调解员杰克将所有法律文书翻译成英文，经阿贾尼确认后由其签署。协议签署完成后，调解员当场指导双方通过“移动微法院”递交司法确认申请材料，经法官在线审核同意后出具司法确认民事裁定书。

这种“以外调外”的方式让阿贾尼感觉很亲切，目前该案件已圆满解决，他也申请成为了一名义乌市外籍普法志愿者。截至2023年9月，“以外调外”工作法累计化解涉外纠纷1219起，涉及金额1．32亿元，化解成功率超过96％。

类似的生动实践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结出硕果。运用“可信消费”预防化解预付式消费纠纷工作法，北京市石景山区搭建了“预付式消费信用监管和服务平台”，全区80％以上的预付式经营企业已经入驻平台，有效预防化解大量退费纠纷；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在迪士尼主题乐园内建立了“小迪警务站”，探索形成“移动调解”工作法，实现了“纠纷在哪里、调解前置就到哪里”，园区内纠纷类“110”警情数比进驻前下降了37．1％；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打造“一站式”矛调平台，构建三级解纷体系，一年来全区矛盾纠纷总量同比下降11．8％。

在坚持中焕发生机，在发展中发扬光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到枫桥经验陈列馆参观学习，杨舒雯和同事们经常忙得停不下来。在她看来，“‘枫桥经验’学习热”的大背景，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基层治理方式和手段不断创新，基层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基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薛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