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推进党风廉洁建设的重要遵循。通过基层调研和日常监督执纪发现，基层党员干部在践行“四种形态”上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在工作中正确认识、准确把握。

    纠正认识错位问题，正确理解，精准把握。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同样，认识上的偏差也会反过来误导实践。在基层实践“四种形态”过程中，“反腐拐点论”“纪委专责论”仍有一定市场。其一，错误地认为“管住大多数”意味着放过“关键少数”，反腐败即将转向，节奏放缓，力度减弱；其二，片面地认为“四种形态”属于纪律审查工作，由纪委负专责，与党委无关。这些认识偏差都是对“四种形态”的误解。一方面，“四种形态”的提出，旨在挺纪在前，前移监督关口，用纪律和规矩管全党、治全党。实践中，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宽反严，赋予纪委的责任不轻反重，绝非反腐败弱化、收手、转向。另一方面，实践“四种形态”，党委、纪委都是责任主体。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立案审查、移送司法也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缺少了党委的主体责任，“四种形态”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各级党组织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两个没有变”重要论断的内涵，知责明责、履职尽责，自觉扛起实践“四种形态”的主体责任，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实践第一种形态上，要突出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带头对分管领域干部轻微问题线索进行谈话处置，纪委要严格落实监督责任并抓好组织协调，切实解决“谁来抓”“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

    杜绝机械分层问题，实事求是，科学运用。“四种形态”依据纪律尺子划分，环环相扣，层层设防，旨在通过前一种形态的实施，预防或减少后一种形态的发生。但实践中，一些地方把“四种形态”机械地分割开来，把常态、大多数、少数和极极少数简单搞成数量划分。这是认识和实践上的扭曲。“四种形态”作为完整的监督执纪体系，是正确把握规律开展监督执纪的必然状态，是客观的目标要求。在当前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依规依纪、实事求是，着力在实践前两种形态上下足功夫、把好关口，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把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做在平时。这样，前一种形态做到位了，自然会减少后一种形态的发生，形成层层递减的局面。另一方面，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放松，不管哪一种形态都是常量，都要按照“六项纪律”，依照客观实际，发现多少查处多少，减存量、遏增量，体现越往后执纪越严。而不能把横向的比例搞成纵向的比较，为追求“比例”而人为增加或减少某种形态，背离中央力度不减、尺度不松的要求。

    避免畸形转化问题，卡严标准，提升效率。“四种形态”坚持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相统一，以从严执纪来体现对党员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各种形态之间相承相扣，提供了相互转化的空间。科学实践“四种形态”，旨在通过不同形态间的合理转化，充分发挥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及时阻断小错酿成大错的路径，实现从“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的深化拓展。关于形态间的转化，实践中发现两种倾向：一是墨守成规，有的由于执纪能力欠缺不会转化，有的担心被扣上执纪宽松软的帽子不敢转化；二是随心所欲，在适用的各种形态间人为随意转化，有失客观，量纪不严。实践“四种形态”，既是重大的政策策略问题，又是严肃的纪律执行问题。一方面，要严卡纪律标尺，准确把握各种形态间的联系和区别，合理运用党规党纪，审慎分类，恰当处理，坚决防止片面化、简单化，坚决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人为搞成畸轻畸重。对以案谋私、随意转化的必须严肃问责。另一方面，要科学认识“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强化方式跟进与制度保障，增强探索实践的主动性和针对性，敢用善用转化手段，立足“有病早治”，推动快查快结，提高审查效率，放大实践成果。（作者陈佩鸿系河北省张家口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