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腐败亚文化”·记者观察

警惕“腐败亚文化”·记者观察①

“腐败亚文化”就在身边

说起2月19日的就诊经历，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机关干部小赵一肚子委屈——

上午8点挂上号，候诊过程中屡次遭遇“人情号”、“关系户”插队，好不容易在下午下班前进了诊疗室，却因为医生有饭局要先走，简单开了个化验单就结束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赵曾带母亲来同一家医院看病，由于托关系找了副院长，一路“畅通无阻”，原本需要一天做完的检查，一个上午全部搞定，医生的认真负责也不在话下……

小赵的经历相信对于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在“腐败亚文化”流毒的影响下，似乎求医、求学、求职都得“求人”，办企业、上项目、买房子都需要“找关系”，以至于有人慨叹：“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诸如此类的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

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腐败亚文化”最容易滋生蔓延的领域。记者发现，在医疗领域，除了托关系谋取稀缺的医疗资源和优质的医疗服务外，手术前给医生送“红包”以求关照等现象亦不鲜见。而在教育领域，“腐败亚文化”的滋长，在一定程度上让尊师重教的传统变了味，也玷污了纯洁的师生关系。

北京市海淀区的孙师傅坦言，为了让上中学的女儿得到老师关照，逢年过节、老师生日都会“表示表示”，除了送礼，还择机请老师吃饭甚至旅游。

“老师不找你要东西，但不送的话，就怕一些对孩子有利的发展机会，老师不想着你了。”对于潜规则，孙师傅既看不惯，也为之所累，但又不想打破，毕竟老师对他女儿还算不错，而且这种现象“太普遍了”。

也有“主动要”的事例。2014年9月，黑龙江省依兰县高级中学一名班主任，就因学生未向任课老师赠送教师节礼物在班上大发雷霆。另据反映，尽管禁令严明，一些地方仍有个别教师利用手头的职权寻租，小到排座位、任用班干部，大到保送生选拔，等等，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公正。

“做个手术得塞个‘红包’给医生；想调个好班级得送条好烟给校长；好不容易迎来改革红利，办个农村医保、社会养老保险，申报个扶贫指标，还得把村干部伺候得吃好喝好……是腐败风气污浊了人性，还是人性本污浊？！”江西省上犹县的肖先生表示不解。

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只是一个方面，“腐败亚文化”触角延伸之长、覆盖之广，令人震惊。但仔细一想，却又在“意料”之中，甚至近在身边。

在一些地方，考驾照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潜规则。媒体曾这样描述：“从报名到拿本的每个关节，都少不了要奉上一些‘孝敬’。最寻常的情节，是学员中的‘老大’组织大家凑份子钱，送给师傅‘意思意思’。倘若‘意思’不到，接下来发生什么就不难预料了。”

不送礼，难办事。据央广网披露，河南省鹿邑县某镇村民刘先生在给二女儿的孩子办户口时，给户籍民警送了两百元钱，不到两天就办好了。在给大女儿的孩子办户口时没有送钱，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春节，到派出所已经问了五六趟，得到答复都是“正在审批中”。

而在一些不为常人熟悉的领域，“腐败亚文化”也没有止步。

江西省莲花县纪委干部李小斌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他从一位刑满释放的亲戚那了解到，在监狱里，谁后台硬，谁有关系，谁给的钱多，谁就能得到好待遇。否则，就是冷眼相看。如果对狱警孝敬“不一”，就会有麻烦，比如有时就是一顿臭骂……

比已经发生的事例更值得警惕的是“腐败亚文化”带来的价值观的扭曲，“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不良思想的萌动。

一位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公务员告诉记者，对于“腐败亚文化”，自己不仅有，而且“深深扎在思想里”。逢年过节，心中总是忐忑不安，总想着不送点东西给领导，会有不好的结果。

在他看来，身边同事“中毒”更深：“谁谁升副科了、当上领导了，都会成为大家的谈资。谈论的内容一般是这个新提拔的同志是哪位大领导的亲戚，或者爹是谁、妈是谁，恨自己不是，却从不谈及新提拔的同志有哪些优点值得学习。”

类似于此的心态，甚至已出现在校园里，影响着下一代。一位读者举例说，中学里，某某当上了班长，同学间议论，不就是因为他爸爸是领导嘛；大学里，某某拿了奖学金，大家会说，还不是因为跟辅导员关系好。

福建省南安市一位领导干部，由于坚持原则没有为儿子分班的事找学校开后门，被上高中的儿子指责：“亏你还是个领导，比人家一个股长、一个普通干部还不如……”

看清现象，才能认识本质，进而寻求破解之道。祛除“腐败亚文化”，当从看清现象开始。（记者瞿芃）

警惕“腐败亚文化”·记者观察②

“腐败亚文化”背后的心理困境

近日，一名地方干部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观感反差强烈的事情——

这名干部乡下有个叔叔，说起腐败和不正之风来，那叫一个咬牙切齿，从村长骂到乡长、县长。但是最近，为了儿子工作的事情，他隔三岔五打来电话，让找找关系，安排安排。这名干部纳闷：“老叔，你平日里不最恨这种事吗？”叔叔的回答让他大跌眼镜，又觉得在“情理”之中：“这是自己的事啊，能一样吗！”

对于这个故事所反映的现象，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现实中，对于腐败和不正之风，人们普遍反感、憎恨、厌恶，但事涉其身时，又大多宽容、默许甚至乐此不疲，形成一种极具反讽的“心理困境”。

这种“心理困境”缘何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人怀有“不找人，心里不踏实”、“花钱买安全感”这样的心态。

陈女士是河南省的一名县高中老师。前段时间，她给班级申报市级优秀社团，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提交了相关材料。平时最讨厌歪风邪气的她，还给办事人员奉上了一些礼品作为“心意”。“如果不表示表示，人家就可能不给通过，没有市级优秀社团证件，自己晋级就没希望。”陈女士坦言，这回她做了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如果说动辄找关系是内心缺乏自信和安全感，寻找自我安慰的一种体现。那么，在特殊公共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走捷径、图方便”同样是“腐败亚文化”背后的一种重要心态。曾有媒体做过一项调查，在1400多名受访者中，七成认为“没熟人办不成事”，两成表示是为了“图方便”。

关于这一现象，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表示，我国人口众多，加之资源相对匮乏，导致找熟人能便利地解决许多实际难题，其本质是一种交换。

还有一种心态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面对纷繁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老李，家住江西省信丰县的一个偏远农村。今年春节，在浙江打工的儿子给他抱回了刚刚出生的孙子，可把老李高兴坏了。春节假期一过，老李就寻思着早点给孙子上户口。但是，外出打工的儿子将身份证原件带走了，寄过来吧，村处偏僻，时间漫长，耽误孙子办理新农合，中间生个病咋办；让儿子跑一趟吧，路途遥远，路费开销大。“假如给审资料的人塞个几百元红包能办成的话，就会省去好多麻烦，省到就是赚到，值！”一番盘算下来，老李觉得还是送个红包解决问题划算。

求人者心态复杂，被求者同样如此。除去一些公职人员特权思维严重，甚至故意利用权力寻租外，有的被求者也常常有苦难言。

在卫生系统工作的小王最近就有些“烦”，因为找他办事的“熟人”真不少。两周前，一个患病的叔叔找他帮忙协调加床位；还有一名当医生的同学希望他能托关系在职称晋升上“拉一把”。“这些都是不合规定的事，甚至违反了纪律，但不办又担心伤了感情，没面子。”小王说。

记者注意到，有人是出于人情面子身不由己，还有人是被“潜规则”裹挟而身不由己。一旦不遵循游戏规则，便会被视为“另类”，遭到冷落，很可能被淘汰出局。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是违法的，我很抗拒。但这是集体的事情，我不想让自己不合群，所以勉强答应下来。”广东省深圳沙头角海关旅检四科腐败窝案发生后，７名关员分工合作，按车收取“好处费”，放行走私车辆，受贿75万元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涉案人沙曼在庭审时的供述，道出了其行可耻、其情可悲的一幕。

纵观“腐败亚文化”现象背后的种种心态，无不是当事人经过反复权衡后做出的利益最优选择，是“功利主义”在现实生活的一种投射。割裂、短期地看待由此而生的种种行为，不论是求人者，还是被求者，似乎都是“赢家”。然而，在污浊“腐败亚文化”的渲染下，解构制度、破坏规矩必将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身处其中，没有人是真正的幸运儿。

面对“腐败亚文化”，是服从“潜规则”，还是坚守正义？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记者张磊）

警惕“腐败亚文化”·记者观察③

人情社会 “腐败亚文化”的土壤

一位异地任职的厅级干部，近来颇受“人情”困扰。原来，老家一些亲戚跑到他所在的城市，打着他的旗号“揽事觅食”。当他知道后，狠狠批评了那些亲戚。不想，对方反倒埋怨他自私，只管自己不顾亲人。其他亲戚也觉得他刻板、不近人情。

说到“人情”，相信不少党员干部乃至普通老百姓，都深有体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上下级、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

浙江省某县级市一名干部告诉记者，去年他孩子按规定可就读机关幼儿园，报名时却被告知招生规则调整，无法就读，只好作罢。后经了解，不属于招生范围的对象却通过各种关系拿走近三分之一的招生名额。事过之后，这位干部与机关幼儿园负责人谈及此事，竟被责备：“你怎么不早打招呼？”

坚持原则被视为“不近人情”，依规处事却吃了“不打招呼”的亏。在记者看来，人情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讲人情看关系，重人情轻规则，凡事有关系者优先，在关系面前原则可以绕过。这也导致在遇到事情时，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托关系、“走后门”，以至于“裙带关系”盛行，人情消费变得普遍，人情社会成了“腐败亚文化”滋生的肥沃土壤。

“在熟人的感情拉拢下，一些基层干部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亚腐败’行为。比如，有的对‘酒桌办事’心照不宣，卖个人情、显示威风大有市场；有的偏爱有熟人来追捧，故意拖着事情不办，让你找朋友、托关系、打招呼，这种熟人社会的人情纠结，大大冲击了基层政务软环境建设。”福建省石狮市纪委干部陈伟鹏表示。

记者注意到，在“人人求我、我求人人”的人情社会语境下，即使一个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也避免不了四处求人的窘境。因为，一个人在某个岗位上，都拥有一定的职责权力和人脉关系，很多时候他是被求的对象，然而换一个领域，在他能力达不到的地方，他又不得不有求于人。于是，“圈子文化”便“应运而生”，一些背离了党的理想信念宗旨的官员之间，你帮我亲戚找项目，我帮你家人做工程，你帮我儿子招录，我帮你女儿提干，“船过水无痕”。

福州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刘碧强分析说，在人情社会中，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搞团伙、拉山头，搭天线、找捷径，拜把子、围“圈子”，利用权力不断地编织着自己的关系网,血亲、姻亲、老乡、同学、朋友、战友、老领导等,形成一个个的腐败“小圈子”。在“小圈子”中，讲私情不讲原则，讲利益不讲党性，相互提携，抱团取暖。

“这样畸形的‘人情文化’，让一些领导干部成为利益团体的附庸，丧失独立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立场，同时也形成了‘逆淘汰’效应，遵规守纪者寸步难行，而熟络人情者大行其道，终将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和整个社会溃败。”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庄锡福表示。

更可怕的是，“人情”还常常异化成一些人行贿受贿的挡箭牌，当权钱交易式的腐败行为被行动者理解为“人情往来”时，“腐败亚文化”已深深嵌入人情社会的生活实践之中，进一步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马”后就曾忏悔：“我被人情遮住眼睛，在朋友圈中淡忘了底线、防线和界线。”

“社会转型时期，异化的人情侵入公权力领域，往往导致人情寻租或人情贪腐，进而破坏法治制度、扰乱市场秩序、影响民众生活、损害民众的合法权益。”专家分析，当人情因素蔓延到权力领域，就有了“碍于情面”“身不由己”之说，“礼尚往来”成了以“情”谋私的遮羞布。

人情有度，法纪为界。专家表示，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人情观，管好自己的“朋友圈”，在工作和生活中分清贿与礼、公与私、情与法，切实做到不为人情所扰，不为亲情所困，不为友情所累，不为私情所惑，为自己的人情往来画好红线，真正做到“当官守官德，党员讲党性，办事有原则”。

事实上，“生老病死都要求人”这张大网，我们很多人既是受害者，也是积极参与的编织者。一个人通过“走后门”，办成了事，尝到甜头，殊不知，这种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公平正义。在“人人逐利、人人俱损”的社会环境下，最终没有赢家，大家都是受害者。（记者陈金来）

警惕“腐败亚文化”·记者观察④

法治营养不良 助推潜规则滋长

在领了罚款2000元的处罚决定后，在南方某省办企业的刘先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是罚款，还是停业整顿，这差别太大了！我们公司这点事，其实算不算违法都另说，如果给个停产停业的处罚，一天就要亏损上万元。”刘先生说，在被告知要“严格执法”后，迅速找关系送了红包，这才“大事化小”。

刘先生的经历并非个案，类似的“任性执法”、“选择性作为”的情形在生活中并不鲜见。

“对于现代行政管理而言，法律授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是可以为社会创造福祉的。”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说，“然而，有时候裁量权被不正当行使或滥用，甚至成为一些公职人员‘要挟’相对人的‘幌子’，这就助长了特权思想，导致社会公众遵纪守法的意识随之淡化，潜规则盛行，‘腐败亚文化’滋生。”

有些人甚至将潜规则奉为处世之道，把法律晾在一边。浙江省临安市於潜镇党委委员梁某因严重违纪违法在接受调查时，讲了一个他觉得很“奇怪”的事：商人任某在该镇承包某工程，挣了20万元利润，为感谢梁某的“大力支持”，曾承诺拿出10万元表示一下，可是，最后他只兑现了5万元。对此梁某难以理解，断定“任某这个人很不上路”。法治信仰极度缺乏、奉潜规则为依据，这样的人可并非梁某一个。

为防止公权被滥用，我国许多法律法规都有相关规定。以《行政许可法》为例，“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许可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但有些法规制度仅停留在“不得、禁止”层面，缺乏具体定性、定量的处罚措施。比如，为限制公权滥用，有关行政法律规定了一些原则，如信赖保护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等，但由于操作空间大、缺少明确的程序规定，很少在执法过程中被正确运用。

而在对滥用权力行为的追责上，有些法规规章虽然规定了处罚措施，但在实施中却遭遇“执行难”的困境。如有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然而，监督部门或多头或缺失，谁承担监管主责？对于暗地里的行为，如何调查取证？如何保证上级机关和有关部门不被“摆平”？……这些都是追责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只要看看《公务员法》等法律就会发现，为防止公权腐败，我国相关立法的内容具有相当的广度，包括方方面面。可是，有的法律没有‘牙’，有的不去‘咬’人，有的即使‘咬’也是不痛不痒。”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讲师杨尚东说。

“腐败亚文化”滋生蔓延，有法不依和执法的变通、任性是重要原因，根子在干部。如果干部不受纪法的约束，不能运用法治思维做出公正决定，甚至处处想着腐败一把，民众则会迎合这种倾向，腐败亚文化也就有了滋长的土壤。杨尚东分析，民众是因为受制于公权力，所以被裹挟着遵从潜规则。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裁量权绝非只能为恶、不能为善，约束公权力、遏制潜规则，既要专门制定行政程序法，又要用裁量基准约束公权行使，更要加强监督问责，确保执法不走样，以党风政风带动民风向善向上。”姜明安说。（记者程威）

警惕“腐败亚文化”·记者观察⑤

认清危害 破除恶性循环

“从一开始和开发商称兄道弟，一起吃喝玩乐、游山玩水，再到接受购物卡，一来二去，李铁柱的胆子越来越大……”媒体日前披露的河北省保定市人防系统腐败窝案中，市人防办原党组书记、主任李铁柱的“腐败之路”便肇始于潜规则。

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无论是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干部，潜规则都是其前行路上的绊脚石，看似无影无踪、无关紧要，却无处不在、危机四伏，稍不留神便后患无穷。而潜规则的横行，正是有赖于“腐败亚文化”提供的土壤和环境。

从正风反腐的角度看，“腐败亚文化”最直接的危害便是催生贪腐、“养蝇喂虎”，把“小节”酿成“大祸”。

变相的人情往来是“腐败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四风”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记者统计发现，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至今年2月，全国各地共查处12万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其中，“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和“大办婚丧喜庆”两项占比就达15%。

与李铁柱相似，甘肃省定西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刘生海一步步陷入泥潭，正是始于当初收下的一份份年节“小”礼；广东省佛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戚耀方，也是被一顿饭、一瓶酒、一条烟等“小问题”绊住了脚，最终堕入腐败深渊……无数案例表明，破法始于破纪，而破纪正是从潜规则开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养蝇喂虎”的基础上，“腐败亚文化”还催生了“对抗组织审查”等违纪问题。

据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王文柱介绍，“腐败亚文化”给监督执纪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如，遇到有党员干部接受组织谈话、调查，就会有人想尽办法托关系、打招呼，找上门来要求办案人员“网开一面”、“手下留情”，甚至以各种方式拉拢腐蚀纪检干部。一些单位、地区“腐败亚文化”盛行，主要领导不抓主体责任落实却通过多种形式对抗、干扰组织审查。

如果说“腐败亚文化”对“人”的影响是其直接危害，对社会价值观、对风气的改变则是更深层次的荼毒。党风正则民风淳，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潜规则的横行，在“养蝇喂虎”的同时必然败坏党风政风，进而影响社风民风；而社风民风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党风政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福建省泉州市工作的王女士，为了让非本地户口的女儿上市区公办小学，一年前就努力托关系。原本按当地教育部门外来工子女就学的政策，她是能按程序提交申请的，但由于名额有限，“若不找关系，很可能就会被挤掉”。王女士搭上了有“门路”的朋友，花了几万元获得心仪学校的入学名额。一番折腾下来，她竟成了“熟门熟路”的“榜样”，陆续有学生家长向她“取经”。

记者发现，“腐败亚文化”之所以能“养蝇喂虎”、贻害无穷，很大程度上缘于一些党员干部对其危害认识不清。翻阅“四风”典型问题新闻报道，“没想到”自己因“小节”被查处的党员干部不胜枚举。有的不仅“没想到”，还“想不通”，认为是小题大做。

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江西省龙南县纪委副书记赖红霞认为，“腐败亚文化”归根到底污染和损害的是政治生态。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腐败亚文化”危害，坚持高标准，坚守纪律底线，发挥表率作用，以良好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各级纪委更要加强正面引导和警示教育，培育廉洁文化，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实践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党员干部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下，中央正风反腐的决心、力度不会减弱，对‘四风’和腐败问题只会‘越往后执纪越严’。千万不要再心存侥幸，否则，必将受到纪律的严惩。”王文柱表示。（记者瞿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