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讲，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谈道德，不仅没有必要还很不合时宜。此语大谬。首先，“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而不是“德治”，更重要的是没有道德的根基、没有价值的共识，法治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呓语，治国更是沙滩上的楼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何谓“德”，概而言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人在发展、进步、演化、成长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明、精神、价值、信念、规范等等的总和。德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判断、目标追求就不同。国家的德决定了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社会的德决定了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个人的德决定了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进入现代社会，“德”的经济政治社会功能更加凸显，已经成为了争夺资源、吸引人心、抹黑对手的重要工具与手段，成为了合法性、正当性的终极武器。当整个世界都认同一种价值观，都把一种行为当作所谓“德性”、“至善”、“正当”的时候，这种行为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就会把一切资源都集聚其大旗之下，使之具有了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优越感甚至实现感。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要把他们自己的、仅具有地方性意义的价值观包装为“普世价值”，其实就是想把其行为模式以及相关联的制度模式，说白了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洒向全球。而凡是不愿意纳入其轨道的国家，就被贴上“流氓国家”、“无赖国家”乃至“失败国家”的标签。这种霸气外露话语的背后其实是色厉内荏的胆怯。因为一旦一些有主见、有作为、有能力的国家，用自己的文化道德、用自己的精神价值积聚起资源、收拾起人心，实现了国家的发展、富强、复兴的时候，西方社会这套话语就会成为皇帝的新装。今日中国社会的作为与现状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当然，我们重视“德”的社会功能、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决定性的功能，绝不是要把“德”从经济社会实践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抽象的怪物；我们之所以对“普世价值”不以为然也绝非仅仅因为它是西方社会的价值观。而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深切地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道德是根植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不要指望“拿来主义”，不要幻想“一蹴而就”，这样一些道德要求是没有生命力也没有意义的。曾有学者做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圣诞树上挂的果子花花绿绿很好看，但是它是假的，不管用；根深叶茂的大树上结出来的果子才有味道，才管用。这些年来也没少倡导过那些我们认为好的道德要求与价值观念，但往往很难深入人心、很难化为行为，究其原因，没有根植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不是在自己的文化沃土中生长出来的。

　　正是基于对文化、道德、价值观本质的深刻认知的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国社会要寻根，要回到原点汲取成长的力量，而不能轻率幼稚地“去中国化”。

　　但是，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方面，我们不能有“懒汉思维”。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社会的东西拿来就用，同样也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也简单地拿来就用。任何道德、价值都有其历史社会形态属性。今日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努力追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社会。但我们一定要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的“仁爱”与当年尚处封建社会形态下的“仁爱”有本质的不同；今日中国社会的“民本”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民本”而不是封建皇帝头脑中的“民本”；今日中国社会的“大同”追求是立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一共产主义的远大愿景，而不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互不干涉。所以，在不割断血脉、不丢失基因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一定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没有创造性转化，传统就是传统，永远不会变成现实；没有创新性发展，历史就是历史，永远不会走向未来。今日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道德需要在“再中国化”的过程中，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中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过去完成时，尽管我们可以不断对之做出新的理解与阐释，但其内涵毕竟是既定的；而中华文化则是涵盖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动态概念，不仅包括过去5000年文化的灿烂，也意指今日中国文化的繁荣，更要求未来中国文化的辉煌与复兴。对于今日中国社会固然要讲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传承下来，更要大讲特讲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让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赶上时代引领未来，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